我国治水的根本出路在于“山水共治”

    建国以来，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解  决洪、涝、旱等水患灾害，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，兴建了大批水利工程并取得了相当效果。我国治水历史四千多年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于治水经验的民族。然而，由于人口、经济和自然等多种原因，近年我国抗灾、救灾的能力虽有所加强，水患却有增无减。九十年代以来，几乎年年大水，年均受灾面积近七亿亩，直接经济损失成倍增加，1996年竟高达2200亿。 主管部门的主要对策是更大规模地兴建水利设施，为此需要更大的投入。

    研究表明，与历史周期相比，近年致灾的自然因素并无明显增加，但灾情和损失却远大于过去。可见成灾主要原因不在自然而在人，即人类的社会活动，其中与水患直接相关的，首先是砍伐森林和破坏原始植被。江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状况直接影响着全流域的水情。森林消失、原始植被破坏必然造成山区水源不能涵养、水土大面积流失，是导致下游洪、旱灾害和河道淤塞的直接原因。

    从治水战略上看，重工程措施，轻生态保护措施；重治水、轻治山；重治末，轻治本，无异于一只手在抗灾、另一只手在造灾；一只手在修堤修坝，另一只手在毁堤毁坝。

    从治山方针上看，重营造人工林，轻保护原生林；一只手砍树，另一只手栽树；砍的是生态效益最好的原生林，栽的是生态效益差的人工林，不仅使我国大江大河中上游地区森林面积锐减，而且使森林质量下降，使森林涵养水源、保持水土的生态功能日衰。

    随着生态防洪体系的渐趋崩溃，为了抗洪救灾，人们在江河下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，营造工程防洪体系。但历史已经证明，这种方针不可能将灾害抑制于发生之前，结果只能是堤坝越筑越高，其有效寿命越来越短，水患却愈演愈烈。

    痛定思痛，雨后仍需绸缪。现在是全面重新审视我们的治水战略的时候了。现代治水观应当是将全流域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通盘考虑，本末结合，山水共治，工程与生态措施并举。特别注重生态防洪措施，着眼于江河中上游，立足于“防”，通过保护和恢复林草植被，将降水主要拦蓄于青山翠谷之中，减轻水利工程所承受的自然和社会压力，从而根本上保障江河的安澜。

    我国大江大河上游多在西部贫困地区。保护和恢复江河生态防护体系，保护原生林和营造人工林、防止过伐、过垦、过牧等等，都必须与当地扶贫开发、林业转产、自然保护等结合进行。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，而这是贫困地区所无力承担的。为此，必须建立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机制，使江河中下游受益地区（一般都较富裕）能为上游提供充裕的资金。这种方针的实施将涉及不同省、区和政府的不同职能部门，必须由中央指定专门的高层统筹机构予以领导、协调和管理。

    为此，我们建议：

一、由国务院就治水问题组织系列座谈、论证会，邀请各方面专家、人士，广泛听取意见，为制定我国更科学、合理的治水战略提供思路；

二、在此基础上，建议恢复原“全国水土保持与水资源领导小组”或建立类似的中央统筹领导机构来领导实施这个战略；

三、按照“谁破坏，谁赔偿；谁受益，谁负担”的原则，逐步建立江河生态保护经济补偿机制。

* 本建议最初由沈孝辉提出并执笔，经“自然之友”集体讨论后，于1997年由梁从诫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案提交政府有关部门。遗憾的是，提案最后只得到水利部一个模棱两可，不得要领的“答复”便再无下文。

1997年2月11日

　〖此信后来曾得到这位负责同志办公室的答复。〗